撰文:謝傲霜(1997年本科畢業) 《香港經濟日報》高級編輯

第13屆《大阪亞洲電影節》於2018年3月9日至18日舉行,《中英街1號》入圍香港專題系列,並將與另外入圍的14部電影競逐「最佳影片獎」及「傑出才能獎」。(編者按:結果該電影獲最優秀作品獎)記得2010年,導演趙崇基透過電影編劇林愛華的介紹,找我幫忙撰寫一個關於香港六七暴動的電影時,我剛離開了任教7年的中學,投入朝不保夕的自由寫作人生涯。答應趙導演的邀請,一是因為那時我剛好想嘗試各種可能,二是我對自己成長年代,中小學也沒教過的香港歷史部分感好奇。

我第一次知道香港曾經在1967年發生暴動,是讀中大時上呂大樂教授的課,那刻我的感悟是,究竟有幾多事情,是政府不想中小學教給學生知道的?那時,香港還未回歸。雖然當時我有讀過幾篇關於六七暴動的文章,可是對此事的來龍去脈都不甚了了,而參與撰寫《中英街1號》劇本的過程,卻讓我有機會走訪當年參與「反英抗暴」運動的青年犯(Young Prisoner)、負責捉拿左派人士的警察、研究此段歷史的學者,並查找閱讀多本相關專著,以及親臨沙頭角中英街實地考察,傾聽從歷史走過來的人親述六七暴動期間發生的沙頭角槍戰,使我對整段歷史有了較概括的掌握。

電影劇本不是論文不是小說

可是,寫電影劇本不是拍紀錄片,也與我一直接受及從事的新聞寫作訓練有很大距離,故導演看過劇本的最初幾稿後都強調:「我們要說故事,不是寫論文。」其實我也不是沒試過「說故事」,因為我過去也寫過不少微型、短篇和中篇小說,亦寫過幾個舞台劇本,所以又有幾稿導演看後告訴我:「我們是寫電影劇本,不是寫小說。」其實我也不是第一次「寫」電影劇本,只是之前那次均是人家構思了故事大綱,甚至集體逐場傾好,我再負責執筆。

不斷反覆修改,甚至徹底揚棄初稿,重頭開始構思劇本的同時,香港的社會局勢不斷變遷,導演和我亦反覆思考,1967年發生的事,對今日的人有何意義,所以從最初開始,我們已想像各種從今天切入去說1967年的可能,包括現在《中英街1號》將故事分為1967年和香港近未來上下部分的版本。

兩段歷史巨大落差助人反思

在2014年雨傘運動發生之前,曾參與六七暴動的其中一個現已是老年人的青年犯告訴我,他嗅到相似的社會氛圍,恐怕香港有大型社會運動會發生,他希望人們可以從六七暴動汲取社會教訓,以免發生導致人命傷亡的流血衝突。萬幸,在數以十萬人參與的雨傘運動中,並沒人直接因此喪生,雖然不幸的是,仍有許多人流血受傷,以及不少年輕人被捕入獄。2014年發生的事,亦令我們更肯定最初以今天的切入點去說1967年的構思。但述說今天是困難的,因為太接近,難有想像空間,所以我當時將故事第二部分設定在2017年的近未來,可惜籌集拍攝資金一直有困難,一拖再拖,第二部分故事背景亦最終推延至2019年。

許多人會說,1967年與2014年發生的社會運動,從社會背景、政治勢力、暴力程度等各方面有本質上的差異,根本不可比較,不能比較,這點我理解,但不認同。我反而認為正正因為兩者有巨大的距離,所以可藉並列兩個時空,以觀照今日香港。不過其實《中英街1號》的重點不在於比較這兩段歷史,而是想透過不同的時空,讓人看到香港,尤其年輕一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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