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淑麗(07年畢業,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政策倡議專員)

特約記者:李凱怡

「有很多東西都很好,例如沒有人說保育不好,沒有人說減碳排放不好,但這些好的政策,可以如何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認同,最後真的可以作出改變呢?中間就會有人做一些游說的工作。」潘淑麗畢業後投身報業,成為政治記者;在前線跑了幾年,又在政黨工作了一段時間, 發現香港缺乏長遠的政策研究,兩年前遠赴英國雪菲爾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修讀碩士,主修國際政策,回港後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成為政策倡議專員。

「香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亞洲國際都會,但很多事情與全球都不接軌。」例如全球在提倡的減碳排放,香港並沒有宏觀完整的氣候政策,即使是談論多年的自然生態保育,許多國際公約也是近年才引申到香港。潘淑麗說,「政治」和「政策」原是分不開的。例如在歐美國家,一個健全的政黨發展通常先研究政策,然後再思考如何推銷出去,過程中需要與立場不同的持分者交涉,則不免涉及政治或利益交換 。反觀香港,不論是政府或政黨,往往跳過政策研究直接進行到政治談判 ;政黨為選票,偏重於短期目標,務求簡單易明,卻沒有深入地研究配合社會長遠發展的政策。

她解釋政策倡議就是向大眾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引起各界討論,再游說這個社會去接受。以前提及膠袋稅,市民都顯得很抗拒,但現在大家會自動自覺帶環保袋,接受了膠袋稅,而且知道用膠袋的壞處:「這就是政策游說出來的結果。它真的改變了人的生活模式,改變了社會對一件事的看法。 」

然而做政策倡議,首先要認識社會的脈搏:「如果連政黨的組織架構、政府的運作是什麼都不知道,我就做不來的了。」政策倡議需要與不同政府部門、政黨、媒體、社會組織等溝通和談判。當政治記者的的那三年,對潘淑麗而言,是一個很好的訓練。記者的工作有助她從不同角度分析問題,而且擴闊了人際網路,同時更了解香港的制度,能觸摸到政府的思路,甚至看穿他們的「伎倆」。 最近她參與研究有關海洋保育的工作,希望將香港的海洋保育區由2%提升到10%。(在香港水域範圍內,現時只有百份之二被納入保護區)定下目標後,如何讓政府實行?該設定怎麼樣的時間表?可以找哪些議員幫忙游說?當記者時所訓練的分析能力和建立的人際網絡就能派上用場。

到目前為止,潘淑麗覺得做記者三年是她人生中最充實的日子,過程一定是辛苦,但回報還是挺多。「如果單看人工就當然覺得不值,但做這份工作,你可以不斷地學習。」她認為無論將來做什麼工作也好,記者的訓練一定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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