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淑麗（07年畢業，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政策倡議專員）

特約記者：李凱怡

「有很多東西都很好，例如沒有人說保育不好，沒有人說減碳排放不好，但這些好的政策，可以如何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認同，最後真的可以作出改變呢？中間就會有人做一些游說的工作。」潘淑麗畢業後投身報業，成為政治記者；在前線跑了幾年，又在政黨工作了一段時間， 發現香港缺乏長遠的政策研究，兩年前遠赴英國雪菲爾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修讀碩士，主修國際政策，回港後加入世界自然基金會，成為政策倡議專員。

「香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亞洲國際都會，但很多事情與全球都不接軌。」例如全球在提倡的減碳排放，香港並沒有宏觀完整的氣候政策，即使是談論多年的自然生態保育，許多國際公約也是近年才引申到香港。潘淑麗說，「政治」和「政策」原是分不開的。例如在歐美國家，一個健全的政黨發展通常先研究政策，然後再思考如何推銷出去，過程中需要與立場不同的持分者交涉，則不免涉及政治或利益交換 。反觀香港，不論是政府或政黨，往往跳過政策研究直接進行到政治談判 ；政黨為選票，偏重於短期目標，務求簡單易明，卻沒有深入地研究配合社會長遠發展的政策。

她解釋政策倡議就是向大眾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引起各界討論，再游說這個社會去接受。以前提及膠袋稅，市民都顯得很抗拒，但現在大家會自動自覺帶環保袋，接受了膠袋稅，而且知道用膠袋的壞處：「這就是政策游說出來的結果。它真的改變了人的生活模式，改變了社會對一件事的看法。 」

然而做政策倡議，首先要認識社會的脈搏：「如果連政黨的組織架構、政府的運作是什麼都不知道，我就做不來的了。」政策倡議需要與不同政府部門、政黨、媒體、社會組織等溝通和談判。當政治記者的的那三年，對潘淑麗而言，是一個很好的訓練。記者的工作有助她從不同角度分析問題，而且擴闊了人際網路，同時更了解香港的制度，能觸摸到政府的思路，甚至看穿他們的「伎倆」。 最近她參與研究有關海洋保育的工作，希望將香港的海洋保育區由2％提升到10％。(在香港水域範圍內，現時只有百份之二被納入保護區)定下目標後，如何讓政府實行？該設定怎麼樣的時間表？可以找哪些議員幫忙游說？當記者時所訓練的分析能力和建立的人際網絡就能派上用場。

到目前為止，潘淑麗覺得做記者三年是她人生中最充實的日子，過程一定是辛苦，但回報還是挺多。「如果單看人工就當然覺得不值，但做這份工作，你可以不斷地學習。」她認為無論將來做什麼工作也好，記者的訓練一定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