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柏林（2012年本科畢業） 《蘋果日報》記者

8月底澳門天鴿風災造成10死逾200傷，我於災後第三日起接力到澳門採訪。採訪恆德大廈地底停車場的印象最深，當消防和泵水工人撤退後，竟無警察入內調查浸死人現場。我與攝影記者摸黑沿後樓梯進入地底4層，腳下盡是泥濘，攝影記者打開隨身手電筒，車輛交疊的景象非常震撼。我心裡發寒，澳門地下停車場內4人浸死，作為記者不禁問，防洪、排洪措施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到災後第六日，行家流傳澳門有人舉辦燭光悼念，政黨政團均強烈否認有份舉辦，又重申應先專注救災，我無法理解為何要救災就不能參加悼念。晚上我到達網絡流傳的集會地點，只見一位年輕女生默默坐在一角，腰間掛住小電筒。她是活動發起人，也是唯一參與者。

根據澳門法律，集會需在舉行前三至十五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告知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主席將收到文件後知會治安警察局局長。舉辦集會的女生說，曾向民政總署查詢，獲告知警方這兩星期要救災，不支持市民舉辦集會。我事後致電澳門民政總署查詢，職員亦確認警方近期不支持集會，如果要舉辦，建議再過多一、兩星期。

一個人舉辦的悼念活動，竟成為非法集會，到底澳門警方是人手不足，還是不想民間舉辦示威、集會，以免挑起民眾情緒？一個和平的悼念集會又是否影響到救災？風災過後澳門社會普遍氣氛是救災至上，問責其次。當權者下令新聞機構多正面報道，少向政府問責，每天打開澳門報章，滿滿都是溫情互助報道。團結自救固然值得欣賞，但問責追究才是避免重蹈覆轍的關鍵，傳媒作為第四權，在災後更有責任監察和追查政府失職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