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修彣 （2016年本科畢業）獨立記者

最近這一年，和身邊許多朋友與受訪者聊天，聊著聊著，常常大家就說起自己的噩夢。

在香港的政治環境劇烈變動的時刻，許多人發現現實世界裡的創傷和恐懼，變成了符號跟著入侵了睡眠的世界。反修例運動時「發夢」完離開街頭，又在夢境裡重新遇上催淚彈與防暴警察，聽見鐵馬刮過水泥地的聲音。港區國安法刊憲後，恐懼變成夢裡的秘密警察和半夜急促的敲門聲。

我也做噩夢。去年整個七月，我都在夢中反覆經歷這樣的場景：我和一群不認識的人坐在大船的船腹裡、急駛的火車中、或是荒廢的雲霄飛車上，每晚看著洪水淹沒我的城市。每次在被大浪吞沒以前，我都跟身邊的陌生人說：「你看，香港好漂亮。」

今年春天，辭去《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的全職工作之後，我開始閱讀關於創傷的書籍，希望能進行一項長期的、關於香港政治創傷的報道計劃。我有很多疑問，像是當政治的陰影無所不在，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的界線是否開始變得模糊？在政權帶來的恐懼之下，私人空間是不是不再存在？夢境能不能反映出一座城市、幾個世代的恐懼與創傷？訴說與閱讀，能不能成為我們療癒社群的方法？

今年七月我的報道計劃Memory and Trauma很幸運的獲得了普立茲中心普賽芬妮．米爾獎學金 （Pulitzer Center Persephone Miel Fellowship）的資助。未來的一年裡，我將用類似口述歷史的方式，訪問不同政治傾向、社會背景、運動參與程度的香港人，並記錄大環境帶給個人的傷痕。

普賽芬妮．米爾獎學金專門幫助不在所謂的「西方國家」的記者，就主流國際媒體所忽視的議題進行深度而且系統性的調查。很多過去獲得資助的記者是獨立工作者、生理女性或是性小眾。我們會拿到一筆5,000美元的報道資金，這筆資金可以用在任何與採訪相關的支出上。同時我們也會進入中心建立的編輯網絡，確保故事在適合的英語系媒體上刊登，並與一位導師定期保持聯絡。為英語系媒體撰寫報道，通常需要在他們觀看亞洲的視角裡「偷渡」一些更本地的元素，不同媒體也有不同的口味。這時候中心就像是個策略規劃智囊。

想起反修例運動時，許多本地記者都是第一次面對大型而且長期的衝突，什麼都不知道就被派到了街上去，每天走一步學一步，於是我問中心能不能介紹一個有創傷報道經驗的記者當我的導師。我沒有報道過創傷，也沒有用過一年做一個題目，最擔心的是該怎麼做，才不會在採訪的過程中對受訪者造成二度傷害。中心找到了一位美籍獨立記者吉娜，她有將近20年的報道經驗，採訪性暴力受害者、經歷戰爭的孩子、陷入醫療糾紛的家屬等等。吉娜目前是駐非洲的獨立記者，她過去也曾經獲得普立茲中心資助。

視訊會議中吉娜告訴我，報道創傷沒有一定正確的方法，但有一些守則可以跟隨。這些方法可以讓對受訪者的可能傷害降到最低。

口述歷史記錄運動傷痕

「一個大的原則是，確保採訪結束時，你們在說關於現在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話，採訪的流程可以這樣設計，先說說最近發生的事，慢慢回到過去和他的創傷經歷，結束時再拉回現在。」她說，對於受傷的人來說，關於創傷的記憶儲存了在錯誤的地方，所以他會不斷地回到創傷發生的當下。採訪時記者需要留意一些警訊：「如果受訪者開始用現在式跟你說話，這是一個信號，他又卡在過去裡了。這時候你應該要問他，我們需不需要休息一下，而不是繼續做訪問。」

記者如何照顧受訪者的情緒，也是這一行永遠的功課。吉娜教我，給受訪者心理準備很重要。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媒體的工作流程，所以記者可以做的，是確保他們知道訪問的流程，越詳細越好。

「一般我會這樣告訴受訪者。我希望跟你聊的主題可能會讓你感到不舒服，等到你準備好了，告訴我我們該在哪裡進行這次對話，帶上能讓你安心的人，如果這會讓你舒服一些。當天我們大概需要兩個小時，或是更少，我們會聊這些那些。你接下來有任何計畫嗎？訪問結束後有沒有人會來接你？過幾個小時我可以打電話給你，確保你沒事嗎？」

吉娜說，採訪時很重要的是不要使用帶有評判性的詞彙。當受訪者告訴你他的創傷經驗時，你可以說，沒關係，大家都會有情緒，但別說有情緒是沒有問題的。「你也應該避免告訴受訪者我了解你、我懂你的感覺。你可以同理，但是你不會真正理解，不會感受到他們的感受。」

更重要的是知道什麼時候該放棄你的訪問計劃：「你要明白，你的工作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一種滋擾，就算你多小心，也可能加深對他們的傷害。這時候你應該離開了。」尤其是橫跨數月或是一年的報道計劃，尊重受訪者當下的意願很重要。

所以吉娜說她會定期與受訪者報告報道的進度，同時確定他們知道自己寫了什麼，他們是不是仍然同意自己寫出這個故事。她說很多人對於審稿有異常的潔癖，認為所有受訪者都不應該在報道刊登前知道記者的稿子裡到底寫了什麼東西，但她說，她覺得這個原則不應該用在有創傷的受訪者身上。

「你創造了他的人生的一個版本。很多時候，這是世界對他們唯一的了解。我知道這個行業裡存在一些規則，但是我覺得這些規則是為那些混蛋政客所建立的，是一種權力的制衡機制，但它不是用來讓我們霸凌創傷倖存者的。」

我想了很多。第一次與她通話，我就收到了好多建議。不只是創傷報道的方法，還有怎麼包裝自己的故事賣給不同的媒體，怎麼讓外媒行業理解本地報道的重要性，怎麼在一個充滿白人男性的外媒行業裡，作為一個報道人權相關題目的女性獨立記者生存下去。因為通常都是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吉娜打趣的說：「我想如果我們都不需要交房租的話，我們會是更好的記者吧。」

跟吉娜交流我想起我們那些看似愚蠢的理想主義。在人文館的時候，身邊的朋友和老師們都是充滿理念而且滿腔熱血的人，相信新聞的價值，相信我們能做一個好的記者。這些年大家在職場上被磨來磨去，聊天時常常說起在人文館一起通頂、吃新亞餐廳外賣的日子。那時候做故事沒有審查壓力、不需要追點閱率、經營複雜的人際關係。大家就是，只是好好的做報道。

「在做記者之前，先好好做一個人。」「知道你面前的並不僅是一次工作，而是一個人或許多人的人生。」這些話我從學校裡一直帶著到了職場上。幸運的是，身邊有以前的同學、一群行家一起，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堅持著所謂理想這件事，入行四年多，我覺得這些比起跑到多少獨家得了多少獎項，更是記者最重要的品質。

或許就像吉娜所說的，所有的新聞報道方法背後都是這兩個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