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謝傲霜（1997年本科畢業）　《香港經濟日報》高級編輯

第13屆《大阪亞洲電影節》於2018年3月9日至18日舉行，《中英街1號》入圍香港專題系列，並將與另外入圍的14部電影競逐「最佳影片獎」及「傑出才能獎」。（編者按：結果該電影獲最優秀作品獎）記得2010年，導演趙崇基透過電影編劇林愛華的介紹，找我幫忙撰寫一個關於香港六七暴動的電影時，我剛離開了任教7年的中學，投入朝不保夕的自由寫作人生涯。答應趙導演的邀請，一是因為那時我剛好想嘗試各種可能，二是我對自己成長年代，中小學也沒教過的香港歷史部分感好奇。

我第一次知道香港曾經在1967年發生暴動，是讀中大時上呂大樂教授的課，那刻我的感悟是，究竟有幾多事情，是政府不想中小學教給學生知道的？那時，香港還未回歸。雖然當時我有讀過幾篇關於六七暴動的文章，可是對此事的來龍去脈都不甚了了，而參與撰寫《中英街1號》劇本的過程，卻讓我有機會走訪當年參與「反英抗暴」運動的青年犯（Young Prisoner）、負責捉拿左派人士的警察、研究此段歷史的學者，並查找閱讀多本相關專著，以及親臨沙頭角中英街實地考察，傾聽從歷史走過來的人親述六七暴動期間發生的沙頭角槍戰，使我對整段歷史有了較概括的掌握。

電影劇本不是論文不是小說

可是，寫電影劇本不是拍紀錄片，也與我一直接受及從事的新聞寫作訓練有很大距離，故導演看過劇本的最初幾稿後都強調：「我們要說故事，不是寫論文。」其實我也不是沒試過「說故事」，因為我過去也寫過不少微型、短篇和中篇小說，亦寫過幾個舞台劇本，所以又有幾稿導演看後告訴我：「我們是寫電影劇本，不是寫小說。」其實我也不是第一次「寫」電影劇本，只是之前那次均是人家構思了故事大綱，甚至集體逐場傾好，我再負責執筆。

不斷反覆修改，甚至徹底揚棄初稿，重頭開始構思劇本的同時，香港的社會局勢不斷變遷，導演和我亦反覆思考，1967年發生的事，對今日的人有何意義，所以從最初開始，我們已想像各種從今天切入去說1967年的可能，包括現在《中英街1號》將故事分為1967年和香港近未來上下部分的版本。

兩段歷史巨大落差助人反思

在2014年雨傘運動發生之前，曾參與六七暴動的其中一個現已是老年人的青年犯告訴我，他嗅到相似的社會氛圍，恐怕香港有大型社會運動會發生，他希望人們可以從六七暴動汲取社會教訓，以免發生導致人命傷亡的流血衝突。萬幸，在數以十萬人參與的雨傘運動中，並沒人直接因此喪生，雖然不幸的是，仍有許多人流血受傷，以及不少年輕人被捕入獄。2014年發生的事，亦令我們更肯定最初以今天的切入點去說1967年的構思。但述說今天是困難的，因為太接近，難有想像空間，所以我當時將故事第二部分設定在2017年的近未來，可惜籌集拍攝資金一直有困難，一拖再拖，第二部分故事背景亦最終推延至2019年。

許多人會說，1967年與2014年發生的社會運動，從社會背景、政治勢力、暴力程度等各方面有本質上的差異，根本不可比較，不能比較，這點我理解，但不認同。我反而認為正正因為兩者有巨大的距離，所以可藉並列兩個時空，以觀照今日香港。不過其實《中英街1號》的重點不在於比較這兩段歷史，而是想透過不同的時空，讓人看到香港，尤其年輕一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