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鑰機 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學生事務) 1982年傳播學哲學碩士畢業
香港有七所大專院校設有新聞傳播科系，他們的成立時間先後不一，課程取向各有特色。中大新聞系早於1965年成立，浸會和珠海的均設於1968年，樹仁在1971年，港大1998年，城大2008年，而最新的恒大在2011年。
浸大傳理學院師生人數最多，而且有完整的電影學院。珠海和樹仁以新聞實務為重點，為業界培養了不少人才。港大發展國際新聞，以英文採訪為主。城大強調廣播數碼科技，並走學術路線。恆大因應創辦機構的背景，重視財經新聞訓練。那麼中大又如何呢？
中大新傳學院有一些明顯特色，首先是其東西學術匯聚的自我定位。C研中心在2012年成立，全名是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它強調三個C：中華（Chinese）、比較（Comparative）、傳播（Communication）。這三個關鍵詞概括了中心的特點，尤其是將比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取向。它的目標是致力傳播學科發展，提倡大中華地區傳媒和比較傳播研究。它希望成為學術交流的樞紐，促進世界各地學者之間的對話。其活動包括舉辦國際會議、研討會和講座、追蹤性研究、出版等。學院於2004年設立了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為學術界和其他社會機構進行跨學科的社會及傳媒研究。近年曾進行的大型研究包括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傳媒體公信力調查、公眾對媒體和民意的意見、香港民意和政治發展等。
學院每隔數年便舉辦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希望聯繫東西學術界，探討一些重要傳播議題。近年曾舉辦的題目包括比較傳播研究、中國傳播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數碼方法和社會發展研究高峰會等。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聯繫社會方面發揮一定作用，它除了協助進行學術研究外，也對社會重要傳播議題發聲，讓市民大眾對事情有更多瞭解。
第二是課程設計注重彈性。課程設計提供一個框架，學生可以有足夠科目選擇。在不同年代設立了四個不同的專業範疇，包括新聞、廣告、公關、新媒體和創意媒體。學生可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同比例的理論課程或實務科目。在修課碩士課程當中，也有五個不同範疇的設置，另有研究型的碩士及博士課程。它們有不同行業焦點，理論和實踐的配搭比例不同。近年設立的全球傳播本科生課程，拓展了課程的多樣性，配合了國際化和全球化趨勢。例如數碼化和科技化是當今主流，於是在課程上增加相應科目，包括「社交媒體分析技術」、「社交媒體與危機溝通」、「新媒體廣告」、「新媒體工業」、「數碼新聞學」等。
第三是敎研人員以本地化為主。學院課程要面向社會，照顧不同傳播行業需要，所以要相當程度的本地化，關鍵在哪個程度才算合適。敎師以本地人為主體，同時有外籍學者配搭，還有全職教師和兼任老師互相配合，希望達到較理想的平衡。中大早在1990年代聘請不少資深傳播界專才兼職任敎。在研究方面也有若干程度的本地化，大家撰寫中英文學術文章和書籍，也有在報刊發表時事評論。研究者運用西方理論，結合本土事例、又參與大陸、香港、臺灣的學術連線，例如在2004年時出版了《變遷中的大陸、香港、臺灣新聞人員》，是最早的三地記者調查研究。
第四是員工的系友比例高，可稱之為「系友化」或「院友化」現象。中大新傳學院歷史悠久，能吸引優秀學生和人才，畢業生到外地深造再回到母校服務，正如一窩蜜蜂各自出外採百花蜜，回來後共同貢獻所得。這不同於在同一機構畢業後，隨即留校任教，未曾經歷往外走的洗禮，出現學術「近親繁殖」。中大一方面本地化，但某程度也要國際化，並且吸納大陸和臺灣的人才。陳韜文老師曾說，本地化是要「積極培養本地的傳播研究者，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最後吸引他們回流」。這些系友有相同的中大背景，也有外地不同院校學習經歷，可說是有同有異。回校服務後，大家熟悉環境，對學院有向心力和認同感，辦事更加投入，同事之間有師生或同學關係，有利於團隊工作，正如李金銓老師所說：「中大的傳承是溫暖的，有序的，也是源遠流長了。」
敎員本地化和系友化是可取的做法，但實行起來不容易，要有很多因素配合。本地化首先涉及學校的類型，私立大學以教學為主，研究要求較次，找資深業界人士當老師不難，所以私立大學的教師容易做到本地化。公立大學重視研究產出，特別是研究型的大學，因此更需要聘請研究型教師，他們要有足夠學術資歷訓練，在本地較難找到合適人才。本地老師中有博士資歷的不多，有海外著名大學學位和經歷的更少。外籍老師一般來自海外著名大學，研究能力較強，聘請他們可令教師團隊多元化，但他們大多只能敎授理論科目，行政和社會服務的貢獻較少。因此公立大學教師的本地化不容易做到。
中大新傳學院是個例外，在2019年它的31名全職教師中，20位是本地人，比例佔65%。全職敎師有20位屬研究類的，當中有10個是本地人，剛佔了一半。其他香港公營大學的本地化程度更低，研究類老師中本地比例甚至不到一成。為何中大較能做到本地化，這涉及系友化的因素。
要做到系友化，前提是學系的學生質素要好，有畢業生選擇繼續進修，他們到海外讀博士，志願是教學和做研究，之後自然想回母校服務，促成了學院的系友化。一般新傳院系的學生多打算畢業後進入相關行業工作，深造的意欲很低，以培養傳播專業人才為主的院校更是如此，這不利於出現系友化現象。近年不少內地生到香港讀本科或研究生課程，他們較願意走學術之路，畢業後可能回到香港的母校服務，可說是實現了「半本地化」，但非純正的本地化。所以說本地化和系友化只能是個目標，不是所有院校都有條件做到。中大新傳學院因為一向重視研究培養，師生傳承有頗多例子，有畢業生願意出外深造並回校服務，於是某程度上成就了系友化和本地化。再以中大新傳學院作統計，2019年在所有敎師中，系友的比例是48%，在研究類敎師中的系友比例是45%，相對其他院校的情況也是偏高的。往後如果學系的發展要朝這個方向走，可做的是多鼓勵本地學生選擇學術之路。本地化和系友化可能是一個學系發展的罕有模式，有院校引入大量學術外援，以「非本地化」作為藍本，也有系所採用混合模式，以配合自己的實際情況。
在管理方格理論中有五種風格，最差的是「漠不關心」風格，令員工不開心而且工作沒有成效。只關心員工心情的「鄉村俱樂部」風格，和只看工作成果的「獨裁」風格均不理想。還有「中庸之道」風格以兼顧員工及工作，盡量取得平衡。最佳的是「團隊」風格，它既能照顧員工福祉又達成生產效能。如果一間機構的領導能夠多為集體設想，員工之間有相近背景和共識，有利於建立良好的氣氛和高效的工作環境，達致團隊模式。系友比例高，容易在工作上建立團隊精神，大家合作順利，促進良性競爭，學院的工作能夠做得更好，達到多贏結果。
中大新傳學院見證了香港新聞傳播教育的整個歷程，包括了不同輩分的學者，他們之間有老師和學生的傳承關係，也有不同的歷史分期。可以說，第一代的傳播學者是喻德基、朱謙、余也魯、魏大公，第二代以朱立和李金銓為代表，第三代包括陳韜文、李少南、蘇鑰機，第四代是馮應謙、李立峯等。他們曾在不同時間服務於中大新傳學院、特別是第二、三、四代人員之間的關係密切，第二代是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的老師，第三代又是第四代的老師。這種自然而有序的傳承過程，對促進學院的發展有正面作用。學院正期待本地第五代更年輕一輩的出現和茁壯成長，將來可接班傳承下去。
過去五十多年，中大新傳學院整體發展尚算順利，因應香港目前的政治經濟情況，可能要面對一些挑戰。首先是敎研人員的流失，要留住人才，保存團隊精神和協作文化。其次是在新的政治和法規環境下，教學和研究的自主空間能否保持。第三是學術人員接班問題，系友會否願意回歸母校，能夠接棒延續院務發展。
中大新傳學院畢竟有其傳統，崇尚優質敎研和社會參與，它在國際學術界排名頗高，在華人傳播學界和香港業界享有聲譽，特別在比較研究、學術交流、本地化和團隊合作等方面都有特色。學院如何回應教育、學術和社會的需求，如何應對環境帶來的挑戰，這些都是要面對和解決的議題。
註：本文主要內容源於筆者最近發表的論文：蘇鑰機（2021）。「機構歷程與社會變遷：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發展省思」，《傳播研究與實踐》，第11卷，第1期，頁5-31。全文可在此網址找到：http://cjc.sh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0/06/%E5%82%B3%E6%92%AD%E7%A0%94%E7%A9%B6%E8%88%87%E5%AF%A6%E8%B8%90111-02_%E8%98%87%E9%91%B0%E6%A9%9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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