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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新傳學院的特色和傳承

蘇鑰機  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學生事務) 1982年傳播學哲學碩士畢業

香港有七所大專院校設有新聞傳播科系,他們的成立時間先後不一,課程取向各有特色。中大新聞系早於1965年成立,浸會和珠海的均設於1968年,樹仁在1971年,港大1998年,城大2008年,而最新的恒大在2011年。

浸大傳理學院師生人數最多,而且有完整的電影學院。珠海和樹仁以新聞實務為重點,為業界培養了不少人才。港大發展國際新聞,以英文採訪為主。城大強調廣播數碼科技,並走學術路線。恆大因應創辦機構的背景,重視財經新聞訓練。那麼中大又如何呢?

中大新傳學院有一些明顯特色,首先是其東西學術匯聚的自我定位。C研中心在2012年成立,全名是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它強調三個C:中華(Chinese)、比較(Comparative)、傳播(Communication)。這三個關鍵詞概括了中心的特點,尤其是將比較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取向。它的目標是致力傳播學科發展,提倡大中華地區傳媒和比較傳播研究。它希望成為學術交流的樞紐,促進世界各地學者之間的對話。其活動包括舉辦國際會議、研討會和講座、追蹤性研究、出版等。學院於2004年設立了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為學術界和其他社會機構進行跨學科的社會及傳媒研究。近年曾進行的大型研究包括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傳媒體公信力調查、公眾對媒體和民意的意見、香港民意和政治發展等。

C-Centre開幕

學院每隔數年便舉辦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希望聯繫東西學術界,探討一些重要傳播議題。近年曾舉辦的題目包括比較傳播研究、中國傳播研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數碼方法和社會發展研究高峰會等。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聯繫社會方面發揮一定作用,它除了協助進行學術研究外,也對社會重要傳播議題發聲,讓市民大眾對事情有更多瞭解。

第二是課程設計注重彈性。課程設計提供一個框架,學生可以有足夠科目選擇。在不同年代設立了四個不同的專業範疇,包括新聞、廣告、公關、新媒體和創意媒體。學生可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擇不同比例的理論課程或實務科目。在修課碩士課程當中,也有五個不同範疇的設置,另有研究型的碩士及博士課程。它們有不同行業焦點,理論和實踐的配搭比例不同。近年設立的全球傳播本科生課程,拓展了課程的多樣性,配合了國際化和全球化趨勢。例如數碼化和科技化是當今主流,於是在課程上增加相應科目,包括「社交媒體分析技術」、「社交媒體與危機溝通」、「新媒體廣告」、「新媒體工業」、「數碼新聞學」等。

第三是敎研人員以本地化為主。學院課程要面向社會,照顧不同傳播行業需要,所以要相當程度的本地化,關鍵在哪個程度才算合適。敎師以本地人為主體,同時有外籍學者配搭,還有全職教師和兼任老師互相配合,希望達到較理想的平衡。中大早在1990年代聘請不少資深傳播界專才兼職任敎。在研究方面也有若干程度的本地化,大家撰寫中英文學術文章和書籍,也有在報刊發表時事評論。研究者運用西方理論,結合本土事例、又參與大陸、香港、臺灣的學術連線,例如在2004年時出版了《變遷中的大陸、香港、臺灣新聞人員》,是最早的三地記者調查研究。

第四是員工的系友比例高,可稱之為「系友化」或「院友化」現象。中大新傳學院歷史悠久,能吸引優秀學生和人才,畢業生到外地深造再回到母校服務,正如一窩蜜蜂各自出外採百花蜜,回來後共同貢獻所得。這不同於在同一機構畢業後,隨即留校任教,未曾經歷往外走的洗禮,出現學術「近親繁殖」。中大一方面本地化,但某程度也要國際化,並且吸納大陸和臺灣的人才。陳韜文老師曾說,本地化是要「積極培養本地的傳播研究者,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最後吸引他們回流」。這些系友有相同的中大背景,也有外地不同院校學習經歷,可說是有同有異。回校服務後,大家熟悉環境,對學院有向心力和認同感,辦事更加投入,同事之間有師生或同學關係,有利於團隊工作,正如李金銓老師所說:「中大的傳承是溫暖的,有序的,也是源遠流長了。」

敎員本地化和系友化是可取的做法,但實行起來不容易,要有很多因素配合。本地化首先涉及學校的類型,私立大學以教學為主,研究要求較次,找資深業界人士當老師不難,所以私立大學的教師容易做到本地化。公立大學重視研究產出,特別是研究型的大學,因此更需要聘請研究型教師,他們要有足夠學術資歷訓練,在本地較難找到合適人才。本地老師中有博士資歷的不多,有海外著名大學學位和經歷的更少。外籍老師一般來自海外著名大學,研究能力較強,聘請他們可令教師團隊多元化,但他們大多只能敎授理論科目,行政和社會服務的貢獻較少。因此公立大學教師的本地化不容易做到。

中大新傳學院是個例外,在2019年它的31名全職教師中,20位是本地人,比例佔65%。全職敎師有20位屬研究類的,當中有10個是本地人,剛佔了一半。其他香港公營大學的本地化程度更低,研究類老師中本地比例甚至不到一成。為何中大較能做到本地化,這涉及系友化的因素。

要做到系友化,前提是學系的學生質素要好,有畢業生選擇繼續進修,他們到海外讀博士,志願是教學和做研究,之後自然想回母校服務,促成了學院的系友化。一般新傳院系的學生多打算畢業後進入相關行業工作,深造的意欲很低,以培養傳播專業人才為主的院校更是如此,這不利於出現系友化現象。近年不少內地生到香港讀本科或研究生課程,他們較願意走學術之路,畢業後可能回到香港的母校服務,可說是實現了「半本地化」,但非純正的本地化。所以說本地化和系友化只能是個目標,不是所有院校都有條件做到。中大新傳學院因為一向重視研究培養,師生傳承有頗多例子,有畢業生願意出外深造並回校服務,於是某程度上成就了系友化和本地化。再以中大新傳學院作統計,2019年在所有敎師中,系友的比例是48%,在研究類敎師中的系友比例是45%,相對其他院校的情況也是偏高的。往後如果學系的發展要朝這個方向走,可做的是多鼓勵本地學生選擇學術之路。本地化和系友化可能是一個學系發展的罕有模式,有院校引入大量學術外援,以「非本地化」作為藍本,也有系所採用混合模式,以配合自己的實際情況。

在管理方格理論中有五種風格,最差的是「漠不關心」風格,令員工不開心而且工作沒有成效。只關心員工心情的「鄉村俱樂部」風格,和只看工作成果的「獨裁」風格均不理想。還有「中庸之道」風格以兼顧員工及工作,盡量取得平衡。最佳的是「團隊」風格,它既能照顧員工福祉又達成生產效能。如果一間機構的領導能夠多為集體設想,員工之間有相近背景和共識,有利於建立良好的氣氛和高效的工作環境,達致團隊模式。系友比例高,容易在工作上建立團隊精神,大家合作順利,促進良性競爭,學院的工作能夠做得更好,達到多贏結果。

中大新傳學院見證了香港新聞傳播教育的整個歷程,包括了不同輩分的學者,他們之間有老師和學生的傳承關係,也有不同的歷史分期。可以說,第一代的傳播學者是喻德基、朱謙、余也魯、魏大公,第二代以朱立和李金銓為代表,第三代包括陳韜文、李少南、蘇鑰機,第四代是馮應謙、李立峯等。他們曾在不同時間服務於中大新傳學院、特別是第二、三、四代人員之間的關係密切,第二代是第三代甚至是第四代的老師,第三代又是第四代的老師。這種自然而有序的傳承過程,對促進學院的發展有正面作用。學院正期待本地第五代更年輕一輩的出現和茁壯成長,將來可接班傳承下去。

過去五十多年,中大新傳學院整體發展尚算順利,因應香港目前的政治經濟情況,可能要面對一些挑戰。首先是敎研人員的流失,要留住人才,保存團隊精神和協作文化。其次是在新的政治和法規環境下,教學和研究的自主空間能否保持。第三是學術人員接班問題,系友會否願意回歸母校,能夠接棒延續院務發展。

中大新傳學院畢竟有其傳統,崇尚優質敎研和社會參與,它在國際學術界排名頗高,在華人傳播學界和香港業界享有聲譽,特別在比較研究、學術交流、本地化和團隊合作等方面都有特色。學院如何回應教育、學術和社會的需求,如何應對環境帶來的挑戰,這些都是要面對和解決的議題。

註:本文主要內容源於筆者最近發表的論文:蘇鑰機(2021)。「機構歷程與社會變遷: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發展省思」,《傳播研究與實踐》,第11卷,第1期,頁5-31。全文可在此網址找到:http://cjc.sh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0/06/%E5%82%B3%E6%92%AD%E7%A0%94%E7%A9%B6%E8%88%87%E5%AF%A6%E8%B8%90111-02_%E8%98%87%E9%91%B0%E6%A9%9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