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佳（98年本科畢業）
第一回：一人一句
在同屆同學的群組，收集他們對《大學線》的回憶片段，出現很多與《大學線》無關的事：「瞓辦公椅的時光」。
「在編輯室踢波，踢爛咗個XX」（相信損壞了的東西已經修理好，加上保護資料來源是記者首要條件，透露到這裡就好了。）
「學用 PhotoShop，亞佳質疑點解要用咁多時間畫一條線，點解用手用間尺畫唔得」（亞佳應該係我，但我又無乜印象）
「當年獲發email, 我在碧秋樓發送人生第一個mail, 幾咁開心」（呢點真係完全與大學線無關，可以補充的是，我們當年才學打中文輸入法，互聯網才剛開始，現在普及到幼稚園生已懂得上網。）
「我哋成日係編輯房做到好夜，有時會開住收音機。有一晚一齊做野…. 嘉利大廈發生大火，我地一路做，一路聽死亡數字上升，好驚。」（旺角嘉利大廈於1996年11月20日發生五級大火，造成41死人80傷。當時，我們應該是二年級的編輯。）
「【議員助理助議員助你】，我想平反呢條標題」（那些年，編輯設計的標題會被BAN，這條究竟是滄海遺珠，還是野無遺賢，由大家判斷。）
「第一期做專題記者，有一晚喺宿舍沖緊涼，三個編輯衝入嚟追我交稿。」（當年大家未有智能手機，只有傳呼機，再一次反映「上世代」的舊物。要找人，似乎在宿舍最方便。）
「當年我單拖去白韻琴屋企做訪問 ，問咗兩條問題就畀佢兜口兜面鬧我質素低，問題屎，當時我為咗交稿，忍住度氣冇叫佢死八婆」（翻閱了相關報道，（1996年10月）第8期「剖白戀愛人生」，節錄：「白韻琴忽然問記者：你喜不喜歡日落？若你喜歡日落，那麼便恭喜你，你可以是很幸福的人，因為一切好的東西都是免費的。」很佩服當年採訪的同學和編輯，成篇人物專訪可以順利出街。）
「我記得我第一篇 Ｖarsity 係去訪問黃秋生，佢約我去間酒樓食晚飯做訪問，佢話請我食粟米肉粒飯，我唔敢食。」（【栗米肉粒飯】show me your love 喎。呢位英文組的同學見我哋傾得咁熱鬧，也來湊一份熱鬧。）
第二回：採訪百寶
天花亂墜了一輪，究竟大學線對第一屆記者留下什麼？
或者，從第15期（1997年5 月出版）的底版找到一些線索。
那時應是我們二年級生，最後一期負責《大學線》，大家如紀念冊般寫下感受：
「如果你問我呢兩年唔做《大學線》可以做甚麼，我話諗唔到，但如果你問我做《大學線》可以學到甚麼，我可以話冇。」同屆同學張政樂。
「由一年級做七期出一期]，到二年級一版黑白，再出一版黑白，之後三版黑白，到最後一期四版彩色，我感到自己在進步中！噢！我愛《大學線》！」蔡聖龍，畢業後曾做記者，現職老師。
我去找蔡聖龍，問他對大學線的回憶。
他說，記得當時去採訪，要帶簿、筆、相機、錄音機（當年還是小型的錄音機，要用細卡式帶），還有一樣古老的「地圖書」。那些年，沒有智能電話，所以要有地圖旁身，找採訪地點時也靠這「盲公竹」。這喚醒了我一些封塵的回憶，記得設定採訪題目時，須要填寫一份「採訪單」，擬定採訪題目，設定大綱，相關問題等，可見當時做一份學生刊物，也是一絲不苟。畢業後任職記者，倒沒有這麼工整地填寫過這些擬案。
第三回：寓言書
因要寫這篇文章，所以向同學借來還保存得很好的幾本《大學線》。我屆是1995至1998年，橫跨九七香港政權移交。《大學線》的採訪題目，也緊扣九七政權的問題：
例如:
1996年5月，第7期，封面專題是「愛國學校孕育新一代【香港人】」
「一般中小學生對中國國旗和國歌只是一知半解，但在愛國學校，他們接觸的機會就較多。學生音樂堂上唱國歌，在國慶或校慶時，也會隆重其事，奏起國歌，全校肅立。」
2021年，電視電台定時播放國歌，全港學校也有升國旗儀式了。
「中大新傳系調查顯示 香港人接受回歸 堅持自治」（見1996年10月第8期）
首段「根據一項調查顯示，在香港回歸中國距今不足二百天的今日，香港人在態度上普遍接受回歸，但同時十分堅持在回歸中國後應實行高度自治。」
2021年再進行一次調查，會有什麼結果呢？
「前一陣子，中方官員魯平和張浚生⋯⋯指傳媒應了解【報道】和【鼓吹】的分別，九七後香港的傳媒應不能鼓吹兩個中國，分裂國家，又呼籲新聞工作者應有愛國精神。」
2020年6月30日通過香港國安法，香港記者協會如此回應國安法：「「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及「恐怖活動罪」等條文中，先後提及「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等字眼，令人擔心會成為以言入罪的借口，日後傳媒的報道亦可能被指「煽動、宣揚」等而成為犯罪理由。（香港記者協會7月1日聲明）
這篇聲明，反映傳媒報道的環境較96年的報道，似乎更令人憂慮。
現在看到這些《大學線》的標題，有點寓言書的味道，三十年後，社會在討論是，超越三十年前想像的情景。稿中討論的時事問題，現今仍然存在，甚至進入一個新階段。有點遺憾，那時候就要憂國憂民。
而在《大學線》做記者時，稍為引發爭議的是，採訪新華社社長張浚生事件。或者從第四期的一篇《新秀新論》中，看到一點事件始末。
「這個經驗太寶貴
本刊第三期刊登了一篇探討預委會角色的文章，訪問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作為一份實習刊物的記者，能夠訪問到這位日理萬機的中國政府駐港發言人，感到十分雀躍。不過，其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則是我們始料不及的。
為了獲得採訪機會，記者答允新華社教科部官員的要求，稿件完成後交給他們過目，但強調本刊編輯有最後刪改權。該官員閱畢稿件後與記者聯絡，表示文章內容屬實，只是其中一段描述張浚生說話的語氣不確，應將「直斥」一詞改為「哈哈大笑」。記者重聽錄音帶多次，聽不到該處有笑聲，於是沒有修改。
其後記者三番四次接到該官員傳呼，怪責記者不懂「記者守則」，又不依照指示。
雜誌出版後，該官員再「邀請」當日參與訪問的記者到新華社「飲茶」。席間他教導記者要適應「社會現實」，要尊重地位崇高的被訪者，若不改變態度，記者日後難以立足新聞界。
⋯⋯」
這篇人物專訪，應是我有份採訪的一份稿件，但我已經「斷片」了。現在重看上述文章，有點詫異，當時為何容許受訪者審稿？又容許修改文章？
如果事件在真實的傳媒機構發生，又會如何處理？
《大學線》印刷版完結，那些年稚嫩文筆、「鬆郁矇」相片，要不是這次要翻出來看，也早已隨時間囊埋在地下。收集同學對《大學線》的回憶，是一些美好的校園生活片段。疫情下，「校園生活」，也變得難能可貴。
中國知名翻譯家傅雷，在《傅雷家書》中，收錄給兒子傅聰的信，後來傅聰成為出色的鋼琴家。其中一封信，他勉勵兒子，人生重要的順序：「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
相信做《大學線》實習的經驗，也是一樣，第一做人，第二做香港人，最後才是做記者。
後記：
這幾天到法庭旁聽818集會（2019年8 月18日，反修例期間，民陣發起了潮水式集會，律政司控告黎智英、李柱銘、吳靄儀等非法集會案。）坐在被告席的李柱銘 、何秀蘭都一頭白髮；李卓人、長毛、何俊仁等，都是政壇老將，活到這年代變成被告。
記得《大學線》第5期，1996年3月的報道，「民主黨內憂外患」講述反對派的民主黨如何過度九七。很多政黨都過度到九七了，但歲月洗禮，過不了是政治變化的重重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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