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翠恩（2019年本科畢業）現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碩士生
2021年9月剛到埗台灣，除了臺大碩士生，我的另一個身份是《眾新聞》兼職記者。從電視新聞轉到《眾新聞》不到一年，我們已經習慣由外出採訪有crew到「一腳踢」的工作模式。猶記得報導台灣公投之時，一人揹起腳架和攝影機，到凱達格蘭大道拍攝民進黨造勢大會，再轉戰中正紀念堂國民黨的集會，順便在附近「做扒」後即時feed片回公司。
一人「做扒」，要先設好腳架，度好自己站位，走回攝影機roll機，再埋位開始錄影。好處是不用擔心耽誤攝影師時間，若時間許可，幾乎可以有無限take。當然，自己無法「mon聲」（編按:即保證錄音無礙)，也沒法打燈，有時整張臉藏在陰影下也不自知。一人「做扒」，偶有手忙腳亂；一人「扑咪」，就更為狼狽。一手遞咪，一手舉機，手短如我一不小心把受訪者拍成大頭娃娃。然而，這樣的一人工作模式很快就習慣了。不能習慣的是，香港新聞媒體一間接一間停運，包括《眾新聞》。
不用寫故仔的日子，我做一個稱職的碩士生。我跟隨一位研究連儂牆的教授，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觀他們倉庫的典藏。一張又一張聲援香港的詩詞、文宣、連儂牆紙條，被小心翼翼地封在膠膜裏，凝固了時間，封存了歷史。
我也做一個稱職的旅人。六月初夏，綠島的晚空沒有一片雲，我們躺在草地，眼睛適應了遠方傳來的微光，夜空只剩下滿天星宿，伴隨浪濤拍岸的聲音。這個小島的另一邊，是惡名昭彰的綠島監獄。根據倖存者的自白，有人在島上渡過大半生，卻從不知道綠島原來這麼美。我們在穹蒼之下，清醒又昏睡之間，躺在地上直到破曉。
去年年中，《報導者》一個關於在台香港記者的專題報導裏，我竟成為受訪者之一。記者問我會不會繼續做記者。想，但不一定，也不強求，畢竟有很多考慮，包括我尚未找到海外記者的定位。而我當時回答：「記者的經歷令我接觸了很多事，但這些事帶給我的東西，多過記者這個身分。」是不是記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成為怎樣的人。感激前輩和同事的扶持，使得我們在看不見終點的路上，蹣跚也會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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