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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記者到一個稱職的閒人

區翠恩(2019年本科畢業)現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碩士生

深夜踢拖落街「做扒」,沒有打燈只得借用街燈,亦感激攝影機有自動對焦功能。

2021年9月剛到埗台灣,除了臺大碩士生,我的另一個身份是《眾新聞》兼職記者。從電視新聞轉到《眾新聞》不到一年,我們已經習慣由外出採訪有crew到「一腳踢」的工作模式。猶記得報導台灣公投之時,一人揹起腳架和攝影機,到凱達格蘭大道拍攝民進黨造勢大會,再轉戰中正紀念堂國民黨的集會,順便在附近「做扒」後即時feed片回公司。

一人「做扒」,要先設好腳架,度好自己站位,走回攝影機roll機,再埋位開始錄影。好處是不用擔心耽誤攝影師時間,若時間許可,幾乎可以有無限take。當然,自己無法「mon聲」(編按:即保證錄音無礙),也沒法打燈,有時整張臉藏在陰影下也不自知。一人「做扒」,偶有手忙腳亂;一人「扑咪」,就更為狼狽。一手遞咪,一手舉機,手短如我一不小心把受訪者拍成大頭娃娃。然而,這樣的一人工作模式很快就習慣了。不能習慣的是,香港新聞媒體一間接一間停運,包括《眾新聞》。

不用寫故仔的日子,我做一個稱職的碩士生。我跟隨一位研究連儂牆的教授,到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觀他們倉庫的典藏。一張又一張聲援香港的詩詞、文宣、連儂牆紙條,被小心翼翼地封在膠膜裏,凝固了時間,封存了歷史。

我也做一個稱職的旅人。六月初夏,綠島的晚空沒有一片雲,我們躺在草地,眼睛適應了遠方傳來的微光,夜空只剩下滿天星宿,伴隨浪濤拍岸的聲音。這個小島的另一邊,是惡名昭彰的綠島監獄。根據倖存者的自白,有人在島上渡過大半生,卻從不知道綠島原來這麼美。我們在穹蒼之下,清醒又昏睡之間,躺在地上直到破曉。

去年年中,《報導者》一個關於在台香港記者的專題報導裏,我竟成為受訪者之一。記者問我會不會繼續做記者。想,但不一定,也不強求,畢竟有很多考慮,包括我尚未找到海外記者的定位。而我當時回答:「記者的經歷令我接觸了很多事,但這些事帶給我的東西,多過記者這個身分。」是不是記者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成為怎樣的人。感激前輩和同事的扶持,使得我們在看不見終點的路上,蹣跚也會走下去。

來台成就之一是領養了一隻狗,耳朵兜風因而取名為「多比」。
綠島東南角的草原,山羌與浮木製的藝術裝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