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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邀參與漢堡攝影三年展

楊德銘 (2000年本科畢業)現職自由攝影師及兼任講師

「第八屆的漢堡攝影三年展」(Triennial of Photography Hamburg)中其中一個主題展覧《Currency: Photography Beyond Capture》開幕情況。

在剛過去的五月飛了德國漢堡一趟,因我的攝影系列《Yes Madam, Sorry Ah Sir》有幸獲邀在「第八屆的漢堡攝影三年展」(Triennial of Photography Hamburg)展出。對於已經有兩年多沒出外旅行的我來說,能去歐洲這件事著實令人興奮,給我一個很好的藉口出去抖抖氣,離開一下鬱悶灼熱的城市。

今次三年展的主題為「Currency: Photography Beyond Capture」,粗略地說,是以經濟的概念比喻當代影像。攝影一向與消費和資本主義關係密切,就如貨幣一樣,當今大量影像在社會上快速流通、傳播、創造價值、製造意義,價值和意義也隨著人們如何在社會上運用和交流影像而有所變化。因此,今次展覧的最大特色,是大部份攝影作品均與社會議題息息相關,尤其不少是關注少數族裔、性別歧視、權力階級、性小眾處境等,各藝術家透過不同的創作方式和傳播途徑,把影像流通於社會,令其發揮到應有的社會功能和價值。

藝術家Alfredo Jaar的作品《Searching for Africa in LIFE》,展出過去美國《生活》雜誌的封面,探討非洲的族群和生活在美國的大眾主流媒體中呈現多少?又如何呈現?

透過朋友的引薦,策展團隊在去年十月跟我接觸傾談,他們對於這輯拍攝香港警察的照片感到有趣和刺激,也好奇這個英文題目背後的殖民地用語由來。另一方面,外國觀眾也感受到照片的幽默和詼諧,創造了跟電影或官方宣傳截然不同的影像敍述,而且對於照片原來不是擺佈而是真實紀錄感到驚訝。有不少朋友都問這個系列會否繼續,我的回答每次都一樣——2019年後,不論是個人心態還是現實環境,我已經無法延續這個拍攝計劃了。有人說,說笑話需要距離,我暫時仍未能好好處理這段距離,就只好讓這輯相成為一個階段的香港歷史記錄。

由於個人的嚴重社交障礙和不擅詞令,與其他藝術家的交流著實不多,但跟策展人和個別觀眾談過,他們都很關注和同情香港的處境,但同時表現出無能為力。我當然明白,當時身處歐洲的人們自然更關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人道災難,世界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不公義和天災人禍時刻發生,策展人其實已非常用心和專業地把揭示不同社會問題的作品納入展覧,作為攝影人也只能夠繼續用影像紀錄和表達。

帶著過去幾年的情緒來到德國,最感觸的是在柏林參觀幾個博物館和景點:恐怖地形圖(Topography of Terror)、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和柏林圍牆,看著一幕幕展板訴說當時德國淪陷的歷史過程,由納粹上場、通過緊急法、燒書、建立秘密警察、提倡檢舉制度等等,在當今自以為文明的世界,這些沉淪的歷史實在太熟口熟面而有點不忍卒睹。不過歷史告訴我們,納粹最終都戰敗倒台,柏林圍牆也有一天倒下。我懷抱著這個希望,準備飛返香港之際,便遇上回港航班被臨時取消的不幸事故,加上香港機場令人疲累的檢測程序和與世界脫軌的七天酒店隔離,我又要掙扎地揸緊希望,才不至於太難承受香港的一切。

在柏林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地庫有一個博物館,訴說當時被納粹德國殘害的人民故事和檔案。
東邊畫廊(East Side Gallery)是其中一幅較著名的柏林圍牆遺跡和景點。在柏林,四處可見支持烏克蘭的標語和烏克蘭國旗。
在柏林圍牆紀念館(Berlin Wall Memorial),有遊客從圍牆的隙縫中探視牆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