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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疫情】翁維愷 被困武漢的自白

翁維愷 2017年本科畢業,有線中國組記者

寫於3月5日武漢

武漢猶如死城一般,這條是平常最繁忙的主幹道,平日上班要塞半小時的車,但現在空蕩蕩的。

如無意外,我此刻應已跟著香港政府的包機, 從武漢回到香港了。算算日子,我這次誤打誤撞地在城內,總共度過了42天。

我記得很清楚,我和攝影是在1月24日凌晨12時45分進入武漢的,更準確來說,是經過公安的關卡進到封城的範圍。

那時候天下著微微細雨,冷得很,我們很幸運跟上了兩個內地行家的車一起進城。我們之前素未謀面,只是一通電話,知道大家都在往武漢趕,於是四個陌生人就同坐一輛車在深夜開往城內。

他們從附近城市租了車,與我們在距離武漢一個多小時車程的黃崗市碰頭。他們在前座開著車,我們坐在後座,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我們講起疫情、講起採訪、講起他們原來前一天就在城內,聽到封城才連夜趕出來,結果後悔了,又得想辦法進去,他們是真懊惱。

趕路的背景雜音,就是導航上「林志玲」替我們找路的聲音。很多人問我,我們是如何進城的?老實說,我們也只是碰碰運氣。

內地行家就坐在前座,一路開車把我們帶到武漢。

武漢進城記

當時的城早已封掉,我買高鐵票時,櫃檯小姐說車到不了武漢站,高速下武漢的出口全部關閉,機場也一早停運了。於是我們的車就沿著省道,也就是穿過一座座小鎮的低速公路,嘗試找小路進去。

這些省道地面特別多窪坑,坐在車裡,人會彈來彈去,但聽說有行家成功從省道進城,於是我們唯有在顛簸中測試一下運氣。

「我最厲害的就是突破缺口。」前面開車的行家說,他說自己很懂得找官方封鎖線的缺口,知道有哪些薄弱的環節。這句話經過後來驗證,是完全錯誤的,哈哈哈。

我們跟著導航一直開,終於到了武漢五環外的邊界,從車上看出去,那就是一條農村,深夜靜悄悄的沒有人。我們原本還心裡竊喜,難道真的找到封鎖線缺口,這肯定要寫進去翌日的報道裡。

結果開了一段路,就看到紅藍色燈光在閃了,是官方的路障。噢,烏鴉口,這下不能進城了,想好的報道角度也沒了。

我們緩緩開到路障前,前座搖下車窗,外面的寒氣一下吹進來了,讓我一下醒了。一個穿著警服的中年大叔走過來,問我們想到哪裡去。「進武漢啊!」行家說,一口流利的武漢話。我和攝影沒出聲,因為之前的經驗告訴我,通常瀨嘢都是敗在我們濃濃的香港腔。

大叔警察說:「現在進不了!」叫我們走。於是行家就開始胡扯,說我們要進城過年,求他們讓道。現在想起來,挺荒謬的,封了城還進去過年,騙誰呢?

這時候,另外一個警官也過來了,聽聲音也是個大叔,他說:「是這樣,你們還回不回?你進去可以,但不可以出來。」行家連忙說不出來,等解封才出來。

所以事情就是這樣,很多人問我:「點解咁勇衝進去?」說實話,我在路程中一直都沒太多思考。當然,我們已做好心理準備會被困城內,也深知城內很危險,隨時會被傳染,但我在路上想的只是:「如何進城?」

或許是腎上腺素的影響,也或許是我自覺也有「突破缺口」的能力,可以做完採訪即日離去。

上司一直告訴我,可以多考慮,完全尊重我們隨時抽身不進城。我明白也理解,但是直到過關卡的一刻,我才感受到「真的進來、出不去了」的心情。

所以過關卡一刻,心情很矛盾,既是鬆了一口氣,也是心狠狠一沉。我望向了攝影同事,他默不作聲,我最怕的是我這個決定,害到自己不要緊,但萬一攝影出甚麼事,我就難辭其咎。

儘管事前我們有討論過,但我怎麼確保他的平安?萬一真的在城內感染,怎麼辦?所以開車經過關卡一剎那,我有想過學荷李活動作片那樣,打開車門滾下去,大叫:「我不進去了!」

但這個念頭只存在了0.1秒就消失了,因為前面的同行已經把油門踩到底衝進去了。

武漢到處都是防疫的標語。

在風暴核心採訪

之後在城裡被困的42天裡,我有很多時間思考,其中一個最常想到的問題是,如果一切重來,我會否做同一個決定?想了好幾次,答案都是肯定會。

風險我們想過,也知道有機會被困,如果我們決定不進城,留在周邊城市做採訪,或許結果更狼狽。因為第二天早上,這些城市也被封鎖了,甚至比武漢來得更快、更不引人注目。

而作為一個中國組記者,能夠在這次影響全國的疫情時,來到風暴的核心中採訪,親自和這裡的人聊天,感受城內的氣氛。與他們一起感受那種絕望,面對疫境,要奮力生存下去的掙扎,這是千金難買的。

更何況,上堂老師也有教,記者一定要到新聞現場,親身感受、求證新聞的真偽。Be there,就是我們能最接近真相的方法,這也是我一開始想進城的原因。

進城後,我們出外採訪一對疑似感染的夫婦。由於擔心有機會受感染,我們遠距離拍攝,再靠香港同事做電話訪問。

執筆這一刻,我正躺在酒店床上,幾個小時後就要上車出發前往機場跟香港包機離開了。能否順利離開,我還不知道,但此刻的心情就和進城一般矛盾,既鬆了一口氣,也有遺憾。

遺憾是疫情未完就要抽身離開;遺憾是為了安全考慮,我們第一天採訪後就沒有出過酒店;遺憾是這場疫情還有很大的謎團,到底誰要負責,死了多少人,病毒源頭從哪裡來,這些都仍然要我們逐一求證,但我們已要離開。

對於剛入行幾年的我來說,處理這麼大的疫情採訪,很多事情要學習,也有很多力不從心的時刻,但我相信總會再回來武漢,繼續尋找未完的真相,還所有病人和死者一個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