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鍵一 （2016年博士課程） 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從6月9日以來，我一直參與李立峯教授及其他學者們組成的研究團隊，在整場「反修例」運動的主要示威進行現場問卷調查。類似的現場問卷調查，其實並不陌生。
十幾年前，陳韜文教授及其他學者已經建立了一套方法，於七一遊行進行現場問卷調查。不過，在收集數據的過程中，這次「反修例」運動有很多難以預料的情況，我們也不斷嘗試各種方法收集數據。最基本的是，傳統的紙本問卷調查花費很多人手才獲得充份樣本數目，因此，除了一般紙本之外，我們也會請受訪者直接用自己手機掃瞄問卷上的QR code，自行填寫問卷。不過，我們後來發現，用QR code填寫問卷受訪者，整體上比做紙本問卷的受訪者稍為年輕。為了解決取樣上的潛在偏頗，我們決定以紙本問卷的人口特徵為基礎，對整體樣本進行加權處理。又例如，在元朗示威那一次，因為現場環境充滿各種不確定，人手固然有限，我們也深知當日可能隨時要終止調查，為了讓更多示威者有機會「接觸」到問卷，我們決定用派傳單（上面印有問卷QR code）代替面對面邀請訪問，效果竟然出乎意料地理想。
印象最深刻那一次，卻是7月20日的「撐政府」集會。對一些訪問員來說，那次調查是一場惡夢。他們面對被質問、被包圍、被指駡等正常調查不應該遭遇到的經歷（我們也為此感到抱歉）。意外的是，當中參與調查的「港漂」訪問員，卻獲得一眾「撐政府」受訪者十分友善對待。他們一口不純正的廣東話，成為了最強大的武器，當「撐政府」人士知道他們不是本地人，馬上熱情回應。這些都是我們意料之外。
某程度上，我們整個調查的過程，就似這場運動，不斷面對新的不確定性，不斷要想新的方法去解決新的問題。日後，我們團隊或者會就這次經驗，撰寫一篇關於現場問卷調查研究方法的文章，跟大眾及學界朋友分享各種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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