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麗娟（Grace）學院前講師
從學生到老師之路：我1990年考入新傳碩士班的兼讀課程，那一年剛開始招收國內的學生，兩位從復旦大學來港就讀的小嚴與小朱，與我們這班「本地薑」經常「柴娃娃」打成一片，之後愈來愈多來自各省市的研究生，本地研究生的比例逐年下降。我在1995年報讀剛開辦的博士學位課程，至2002年畢業，成為首屆博士生。1997年開始我在新傳當兼職老師，到2006年正式擔任全職，至2023年退休。我在學院前後工作了27年，佔去我大半生的工作時間，我喜歡學術，但在研究的路上，為了兼顧家庭及照顧三個孩子，終究未能走得太遠，也算是工作上的遺憾。但教學生涯令我有較彈性的工時可以照顧孩子及家庭，對這安排我是心存感激的。
課堂內外
在學院的日子自然有不少難忘的人與事，我主要任教本科生的課程，包括MaMaSoc (Mass Media and Society)、 UnMov (Understanding Movie)、和「媒介、性與暴力」，都是與通識合併的課程。IntroBroad (Introduction to Broadcasting) 在2012年以前是必修課程，因此很多機會接觸新傳的本科生及外系的學生。記得有不少外系學生因為修讀IntroBroad或MaMaSoc而轉入新傳，事實上新傳的課程多姿多彩，難怪令不少外系同學趨之若鶩。
早期教的班級人數較少，與學生互動的機會較多；隨著大學學制轉變，新傳的課程擴充，教與學的方式亦作出調整，例如主修課程必須要以英語授課，專業倫理是百多人一大班的必修課程，亦是最多同學「走堂」的科目，某年同學們分組做期末報告，有一個我沒有見過上課的男同學中途走入課室，我問他是否去錯地方？但他的組員說他是屬於那一組的，到要做報告時才施施然出現，後來才知這位同學是走堂甚為有名，除了技術科目，其他理論科無一倖免。這許多年教學我甚少在任何科目上「肥佬」學生，唯一例外是有學生因抄襲功課而「肥佬」，最後他更因學分不足未能畢業，實在是有點可惜。
千禧年以後，學院的教與學都走向國際化，愈來愈多學生來自世界各地，特別是交換生增加，難以平衡本地及海外學生的利益，令教學生涯充滿挑戰。但最難忘的教學經驗是新冠期間用ZOOM上課，2020年農曆年後突然間由實體課轉為網課，剛開始的時候簡直是手忙腳亂，最困難的科目是涉及製作的課程，在病毒感染的陰影下，容許學生有限度接觸器材及回廠錄影，並分組完成習作，但部分被安排回國的學生及交換生，卻無法享用學院的製作設備，影響到學習體驗。其中有一個來自新加坡的交換生，一月初經過隔離21日後開始上課，但三月下旬又因疫情惡化怱怱返回獅城，最後她將此特殊的經歷拍成影片，與同學分享。網課安排直到2022年秋季才完結，最可惜的是2019入學的那一屆同學，第一個學期因社會運動學期要提早結束，第二個學期上課兩星期便放年假，之後一直轉為網課，同學們沒有什麼時間享受校園生活，便怱怱畢業。記得2021年暑期班教電影科時有一個學生要求可否不要HYBRID上堂，他說自己全年都未見過一個同學，這階段的學生真可憐，但我們也無能為力。幾年網課下來，學生對參與校園活動的興趣銳減，對大學生活更疏離，這又是後話了。
學術、 訪問、寫作與辯論比賽
大學講師作為一份工作，個人而言是十分有趣的生活體驗，例如帶領學生出席北京兩會採訪、參加不少國際會議、在北京清華大學當了一年的訪問學者等，都是寶貴難得的人生經驗；而作為一個學者，接受傳媒訪問，盡公共知識分子的文化責任，也是這份工作獨有的光環。將課堂教學整理成教科書，對那個時代的研究及媒介變化留為紀錄，算是作為歷史的見證。
而課堂以外，我花較多的時間，是做大學辯論比賽的評判。我並非辯論隊出身，對辯論亦非特別熱愛，但由於媒介的背景，對不少公共議題較為掌握，在辯論賽中較能指出觀點上的謬誤；另一個因素是辯論隊的同學經常說很難找到較為獨立的評判，特別是友誼賽的訓練，難找到正規的評判參與。我明白大多數老師因教學及研究十分忙碌，但這些活動亦是學生學習的一部分，我喜見不少同學在由初踏台階逐漸進步，尤其接觸不同院校的學生，分享到他們努力、進步的成果，了解到香港學生整體是很奮發向上的，我何其有幸在他們成長中貢獻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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